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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

此外还有李宗盛和齐秦的东西。一次我在地铁站里看见一个卖艺的家伙在唱《外面的世界》，不由激动地给了他十块钱，此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两块钱，到后来我看见那家伙面前的钞票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超过了我一个月的所得，马上上去拿回十块钱，叫了部车回去。

那个时候我们都希望可以天降奇雨，可惜发现每年军训都是阳光灿烂，可能是负责此事的人和气象台有很深来往，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连续十天出太阳，而且一天比一天高温。

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跟朋友们在街上开车飞快，我的一个开黄色改装车的朋友，是让我们这样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一直能从我看来不可能过去或者过去会让后面的车骂的空档里穿过去，他在街上飞车很多年从来没有追过别人的尾倒是被别人追过几次尾。另外有一辆宝马的Z3，为了不跟丢黄车只能不顾撞坏保险杠要等三个月才能有货的风险，在街上拼命狂开，而且此人天生喜欢竞速，并不分对手等级，是辆面的或者夏利也要全身心投入。另外有一个本田的CRX，避震调得很矮，恨不能连个不到五度的坡都上不去，并且经常以托底为荣，最近又加入一个改装很夸张的黄色捷达，此公财力不薄，但老婆怕他出去香车美人地风流所以不让他换车，所以天天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车开报废了，加上最近在广东私自装了一个尾翼，貌似莲花，造型婀娜，所以受到大家的嘲笑，不得不把心爱的莲花尾翼拆除，所以心中估计藏有一口恶气，加上他的报废心理，所以在街上也是不顾后果，恨不能在路当中的隔离带上开。面对战斗力这样充足的朋友们，我是最辛苦的，因为我不认识北京的路，所以不得不在后面狂追怕迷路。

有一段时间我坐在教室或者图书室或者走在路上，可以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夏天气息。这样的感觉从我高一的时候开始，当年军训，天气奇热，大家都对此时军训提出异议，但是学校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意志力的考验。我所不明白的是以后我们有三年的时间任学校摧残，为何领导们都急于现在就要看到我们百般痛苦的样子。

当天阿超给了老夏一千块钱的见面礼，并且在晚上八点的时候，老夏准时到了阿超约的地方，那时候那里已经停了十来部跑车，老夏开车过去的时候，一帮人忙围住了老夏的车，仔细端详以后骂道：屁，什么都没改就想赢钱。

中国的教育是比较失败的教育。而且我不觉得这样的失败可以归结在人口太多的原因上，这就完全是推卸，不知道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不是人口太少的责任，或者美国的9·11事件的发生是否归罪于美国人口不多不少。中国这样的教育，别说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了，哪怕一个区只能生一个，我想依然是失败的。

结果是老夏接过阿超给的SHOEI的头盔，和那家伙飙车，而胜利的过程是，那家伙起步想玩个翘头，好让老夏大开眼界，结果没有热胎，侧滑出去被车压到腿，送医院急救，躺了一个多月。老夏因为怕熄火，所以慢慢起步，却得到五百块钱。当天当场的一共三个车队，阿超那个叫急速车队，还有一个叫超速车队，另一个叫极速车队。而这个地方一共有六个车队，还有三个分别是神速车队，速男车队，超极速车队。事实真相是，这帮都是没文化的流氓，这点从他们取的车队的名字可以看出。这帮流氓本来忙着打架跳舞，后来不知怎么喜欢上飙车，于是帮派变成车队，买车飙车，赢钱改车，改车再飙车，直到一天遇见绞肉机为止。 -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